刘守仁 羊与羊毛学专家，1934年3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市，1955年毕业于南京农学院，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
刘守仁长期从事绵羊育种和牧业工程科技研究，创立了绵羊“血亲级进育种法”，打破了传统育种方法中血亲近交的禁区，培育出适应性强、体大、毛产量高的军垦细毛羊；提出建系新理论，率先采用血清转蛋白、基因定位和两月龄羔羊特殊培育等方法，育成5个获部级奖的新品系；独创品种品系齐育共进的育种配套技术，育成获得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美利奴（军垦型）细毛羊，两次主持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中美羊和U系羊繁育与基地建设，创建了独具我国特色的科、教、牧结合，育种、繁育、商品生产一体化的繁育工程体系；组建了28个团场联合的产业化绵羊胚胎公司，为25个省区提供种羊12万余只，主持国家“北羊南移”工程，在浙、滇、川、鄂、赣五省山区建立了细毛羊生产模式示范区，攻克了国毛净毛率低，纤维匀度差等北方无法解决的难题，促进了区域生态、资源利用和农民致富；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省部级奖励多项，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要简历
1952至1955年，在南京农业大学畜牧专业学习，同年分配到紫泥泉种羊场任技术员。
1978年，任新疆绵羊研究所所长、副总农艺师。
1982年，被评为高级畜牧师。
1984年，任八师总畜牧师。
1988年，任新疆农垦科学院院长。
1989年，被评为研究员。
1998年，任全国第八届、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1年，聘为南京农业大学、新疆农业大学、石河子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
1995年-2023年，新疆农垦科学院名誉院长。
在成长的路上
我出生在江苏靖江孤山镇，父亲在苏州市苏纶纺织厂当总工程师。在这个小镇里，我们的家境算是不错的。在家中，我是独子，排行第四，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一大家人在母亲的操持下生活得有条不紊。在孩提的记忆里，最让人快乐的是全家吃西瓜。夏日的傍晚，母亲会把一个西瓜按人数均匀地切成一牙牙，端到院子中央，“吃西瓜了”—听到母亲亲切的呼唤，我和姐姐妹妹们便蜂拥到妈妈身边，每人分得自己应得的一块，一牙西瓜很快就吃完，我并不能因为是唯一的男孩而得到特殊的待遇，但同样感到十分满足。到今天，西瓜吃了不知多少了，但总也找不到当年那种清甜如蜜的感觉。母亲的勤俭和公平的品德，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大家都是平等的，什么时候你也不能特殊，生活是艰难的，什么时候都应该精打细算。母亲离开我几十年了，每想到她，我就不敢有半点妄自尊大和大手大脚的想法。长大一些，父亲接我们到苏州城内，以便让我们接受较好的学校教育。父亲是一位很重事业的人，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慈母严父”的中国传统家庭文化把我们管教成人。
在苏州念完了小学、中学后便面临考大学和对职业的选择。当时的就学和择业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学生和家长如临战场的感觉，没有那种一生成败在此一举的味道。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的一位朋友来家中，说英国开采煤矿主要用马从井下往外拉煤，中国将来矿业发展也会大量地用马当运输工具。这个可能很不准确的信息使我作出了报考畜牧专业的决定：学养马，将来好为矿业服务。父亲对我的选择并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只要能把事情做好，选择什么专业并不重要。当时的家长对孩子们未来的设计的干预比今天的情况是显得宽松得多了。1951年，我考入了浙江大学畜牧兽医系。大学的学习，比中学时自觉认真了许多，成绩在班上一直靠前，还当过班长。后来浙大畜牧系并入了南京农业大学，我又成了南农大的学生。浙大和南农的老师都很有学问，很有水平。记得当时的系主任叫余振镛老师，是留美的，据说他曾任过晚清政府渔政司司长，后弃官从教。这位老先生教书育人很认真，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还注重传授做人做事的道理。他给我上的终生难忘的一课是，他带我们到奶牛场实习，奶牛排的粪便是稀的，拉下来稀里哗啦一大片，在场的同学都不由自主地往后躲，怕牛粪溅到自己身上。老先生不紧不慢地说，搞畜牧的，还能怕牛粪吗，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什么时候你们闻着牛粪是香的时候，就是你们走向成功的起点。于老师的这句话对我的震动很大，在后来的中国美利奴羊的育种攻关时刻，每当在冰天雪地的毡房里，将刚出生的湿漉漉的小羊羔裹在棉衣贴在怀中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老师当日说的这些话。
1955年，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时，母亲当然希望她唯一的儿子留在自己身边，我也想在苏杭一带从小习惯的环境中生活。我把母亲和自己的想法告诉父亲，父亲听了沉吟了半响说，学畜牧专业，在城市里能搞出什么名堂？我看还是哪里有草哪里有畜就去哪里为好。父亲的话，定下了我到大西北工作的决心，于是我毅然报名到新疆，当然很快就得到组织的批准。
我告别了父母亲和朝夕相处的姐妹们，告别了风光如画的江南胜地到了新疆，最终落定在八师紫泥泉种羊场，不是养马而是养羊，一干就是一辈子，光在紫泥泉就待了30多年。当时的新疆十分落后，生产可以说还是半原始的状态，而兵团几乎是从无到有，一切都凭双手去自力更生，生活和工作的艰苦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苞谷杂粮，眼见的是天山草原，相伴的是羊群草地，还有就是操着不同口音和语言的各族牧工，心里要说好受那是假的，所幸还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
兵团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它既像军队又不是军队，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有解放军进疆部队的指战员，有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官员，有分配来的大中专学生，有全国各地支援边疆建设的中青年和知识人士，还有当地各民族的群众，大家在屯垦戍边的旗帜下以军队的组织形式组成一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的集体，既有军队的号令和纪律，又有民间的习俗与温情，个人的欲望很少，集体的观念很强，还真有一种朴素的共产主义精神。我很快就融入这个社会之中了。当时种羊场的场长叫陈永福，是起义军人，他出生黄埔，转业后就搞畜牧，在养羊上很有一套。他很看重我这个刚入世的大学生，只要有机会总把我带在身边。有一天得到消息，山里的羊群产下了一个毛很细的羊羔，老场长硬是要我一道连夜骑马顶风冒雪跑几十里赶到现场察看，其实早一天晚一天都是无所谓的事，也许他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一个年轻人对事业的责任心呢。
在紫泥泉，我学到了许多在学校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有很多优秀的牧工，他们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不用多说，就凭他们长期放牧的经验就是一座宝库，只要你肯用心，从中就可以发掘出丰富的宝藏来。红石沟和二道沟都有羊群，在我看来红石沟比二道沟的羊好，而哈萨克族的牧工哈赛因的判断与我相反，当时我还有些不服气，到产羔的时候，二道沟的羔子果然比红石沟的强壮且成活率高，原因是二道沟长的是蒿草，看着稀疏但所含的蛋白质及干物质多，母羊吃了给产羔带来了“后劲”。哈赛因说不出缘由，却能从经验里预知结果。还有一件事给我很深的教育。我们培育出了新的杂交二代，死亡率却高达50%以上，想了不少办法，就是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令人心痛的局面。哈赛因又向我说，羊羔活不了，是你们违背了天意，冬天产羔，天寒地冻，母羊的饲料不足，羔羊身上皮薄无毛，不死才是怪事。他提议改为春季产羔，我采纳了他的意见，果然这一招十分灵验，成活率一下子提高到了98%。哈赛因说的“天意”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常言的客观规律吗？主观的愿望要符合客观规律，这是改造世界的基本原则，哈赛因没有学过哲学，但从实践中悟出了“天意”之说。
在长期的自然科学实践中，运用一点哲学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记得当时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抓主要矛盾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其他人把主要精力放在搞阶级斗争上，而我把主要精力用到了绵羊育种上。育种到了某一阶段，会出现一种停滞，理想的后代出不来，问题很多，怎样才能实现突破？我尝试用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决问题，主要矛盾是要控制遗传及其变异，而控制遗传变异的种羊中的公羊就应该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了好的种公羊，繁殖后代的数量和质量便有了基本的保证，可选择的余地便增加了。沿着这一思路，我在小群培育的基础上选出最好的公羔，并用从牧工那听到的一个羔子吃两个妈妈的奶的故事主动设计成“两母带一羔”的方案，对优秀的公羔进行特殊培育，效果马上显现，四个月的公羔比妈妈还高出来一头。有了这样的种公羊，当然就可以迅速繁衍出更多更好的后代。公羊体格硕大，魁伟雄壮，母羊体大毛多，整齐划一。我们的工作得到认可，很多外省的人跑来参观，在当时言必称阶级斗争胜利成果的年代里，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一位领导看了我们的羊后，竟感叹不已地说“科学还是科学啊”，还说“这样的羊不长毛也是好羊”。
现在，人们谈金钱的多了，谈学用哲学的少了。哲学是个好东西，它毕竟是前人总结出来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它能使人变得聪明一些，还可以使我们在工作中少走些弯路，难怪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说：“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黑格尔把世界总结成方法，对不对？我不是搞哲学的，说不清楚，但从我长期科研实践中体会到，涉猎一些哲学思想大有裨益，有时候会让人在四处碰壁中寻找到一片豁然开朗的天地。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也离不开环境，包括家庭、学校、社会的影响和熏陶，机会就是在这种多种力量的综合中形成的。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之所以我在绵羊育种中做出了一些成绩，这决不可算作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组织的培养，没有同仁们鼎力支持，没有兵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锤炼，没有各民族牧工含辛茹苦的劳动和他们给我的丰富的工作灵感，我是永远也做不出今天的成绩的。我特别感谢和怀念父母对我的养育，母校师长们对我的教诲，感谢和怀念那些曾与我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各族朋友，是他们铺就了我通往成功的道路。